※  基础教育“减负”的障碍在哪？--温青名师工作室

基础教育“减负”的障碍在哪？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温青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长期困扰我国基础教育的顽疾，一直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虽然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各种破解之道，但收效甚微。即使是在新课程实施多年之后的今天，学生的课业负担依然沉重，在某些学段甚至不降反升。表面上看，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直接原因来自学校和教师：“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大量的课外作业，加班加点的补课，频繁的考试和竞赛等等，一切似乎都是学校和教师的行为。但是，一线教师都清楚，学校和教师之所以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他们也想给学生“减负”，可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努力，回到应试教育的竞争中。“减负”的障碍究竟在哪？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笔者从事基础教育近30年，也深受这一问题困扰。本文的一些观点可能有些另类，对错与否供大家讨论。

一、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负面问题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不可否认，这一政策有效缓解了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压力，对于减轻社会负担，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我们同时看到，独生子女政策也给家庭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唯一的孩子是家庭的全部希望，家长们“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的意识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强烈。孩子的教育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为了孩子的未来家长们愿意付出一切。过高的期望值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干扰到家长对子女的教育过程，影响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在多子女时代，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心态是相对较平和、正常的，这种心态对家庭教育保持理性十分重要。而在独生子女家庭，家长的“唯一”心理和“全部希望”心理无形中被强化，导致教育行为变得急功近利。早育早慧，揠苗助长，盲目择校，超负荷培养……家长的这些非理性教育行为进一步演变成了社会教育需求，而这种需求又转变为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压力。所谓“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实际上已经被理解成“高升学率的教育就是人民满意的教育”。学校不得不以追求升学率作为办好学校的最主要目标。而各种教育培训机构也在这一大背景下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各种夸大其词的招生宣传进一步推波助澜，所谓的实验班、重点班、特长班、技能班等层出不穷。让孩子上大学，上好大学成了家长的唯一追求。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孩子们不得不超负荷学习，承受过重的学习负担。

独生子女政策对教育的影响还不仅限于此。没有兄弟姐妹的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缺少年龄相近的玩伴，这对于孩子的动手实践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等的培养都是不利的。此外，独生子女往往受到家庭的过分溺爱，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承受挫折的能力都相对较弱。独生子女政策还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男女比例失衡现象日益严重。

近些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基础教育入学人数逐年减少，一些学校甚至开始出现招生计划无法完成的现象，这为国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条件。在许多地区，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相信这对缓解上述问题，特别是子女家庭教育问题会有积极的作用。

二、课程内容依然偏多偏难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多年，但课程内容偏多偏难的问题依然严重。以高中新课程为例，虽然新课程的目标之一是改变旧课程繁、难、偏、旧的现象，切实降低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但令人遗憾的是，几年课改下来，师生们普遍感到，学生的负担不但没有降，反而比课改前更重了。实行新课程后，各校课时普遍增加，利用周末、假期补课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主要原因还是新课程本身内容仍然偏多，学校普遍反映完成教学任务有一定的困难。

高中新课程在结构上的特点之一是选修与必修的结合。在必修模块中，教师们普遍反映知识要求并没有明显降低。而选修模块中的内容相当部分是旧课程没有、新课程新增的。此外，新教材中大量的实验、问题探讨、资料分析、模型建构、自主探究等活动又占用了大量的课堂时间，造成课时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校只能采用增加课时的办法来解决，有些学校甚至将周六时间也排入正课。结果学生自主复习、梳理知识的时间被挤占，锻炼休息时间更是没法保证。而且每天课时的增加也使课后作业量相应增加。此外还有研究性学习，课外实践等活动需要完成，可想而知，学生的负担如何能减得下来？按照高中新课程要求，每个模块一般10周（一个学段）完成，每周安排4课时，9周上课，1周复习考试，9周总课时是36节。显然这只是理想状态下的教学安排，因为这中间没有考虑单元复习、考试，习题讲评等应有的教学巩固环节。这也是各校在实际教学安排上不得不增加课时的重要原因。

笔者曾与一些参与制定课程标准的学科专家有过交流，发现他们普遍有学科本位意识，他们一方面赞同精简、压缩课程内容，降低课程难度，以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但另一方面又不希望精简的是自己学科的内容，降低的是自己学科的难度。他们都站在本学科的角度强调课程内容的合理性和重要性，甚至要求增加学分，保证课时。这种学科本位意识导致最终制订出的课程标准在知识总量和难度要求上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膨胀。教育主管部门应充分重视这一问题，强力介入，统筹协调，大胆删减。只有这样才能从教学要求的源头上减轻学生的负担。

三、高校自主招生乱象令“减负”努力雪上加霜

自主招生作为高校打破“一考定终身”录取制度的重要举措，试行十余年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近年来，随着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高校数量和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自主招生考试规模越来越大，并逐渐演变成备受争议的“二次高考”（或称“小高考”）。

“北约”、“华约”、“卓越”等自主招生联盟的出现，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疲于赶考、时间精力牵扯过多、经济负担过重等问题，但也使得高校自主招生失去个性，逐渐趋同，自主招考又变成以一张卷子判别高下的情形。更糟糕的是，这种考试没有考纲，没有考试范围要求，没有命题标准，随意性极大，许多考题大大超出中学课程标准的要求。广大考生为了应对这种考试，不得不大量补充课外知识，进行强化训练，或者报名参加社会机构举办的各种名目的自主招生考试辅导班的学习。毫无疑问，这样的自主招生考试已经背离了设立这一制度的初衷，它不但不能充分体现“素质选才”的目的，还引发了另一场的应试竞争，大大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

自主招生制度本应该是有利于缓解高考压力，促进基础教育课业负担的减轻的。如今自主招生之所以变了样，与有关制度不完善，缺乏规范管理有关。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务必积极研究对策，纠正出现的偏差。笔者认为，高校可以对考生某方面的才能进行专业测试，以发现和检验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但必须坚决禁止高校进行统一的综合性考试，防止“二次高考”现象的蔓延。近几年部分高校实行的校长实名推荐制是值得推广的自主招生形式。高校也可以结合学生的学科竞赛成绩、创造发明专利、论文著作等成果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四、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也是减负的障碍

乍一看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与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难以扯上关系，其实不然。

笔者认为，我国教育经费的投入存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经费投入的总量不足；二是经费分配不合理，使用监管不力。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投入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但这一目标一直未能实现。有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人均教育经费为160美元，不到2006年世界人均教育经费400美元的一半，不到经济合作组织国家人均1800美元的十分之一。在总量不足的情况下，财政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不合理，监管不到位，又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激化了矛盾。笔者曾看到一些高校教授申请的所谓课题经费，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资金的使用十分随意，浪费严重。许多课题最终成果平平，看不到应有的投入产出比。但在有些中小学，学校为了改善办学条件有时那怕申请几万元的经费都十分困难。全国许多学校校舍仍然紧张，相当数量的中小学教学设备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基本标准。另一方面，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仍然偏低。国家曾承诺教师的工资不低于公务员，但这一承诺显然没有兑现。别说与公务员的待遇相比，在一些地区，教师的工资甚至连准时发放都做不到。

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学校为了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不得不自筹资金。大多数中小学校长必须一手抓教学，一手抓创收。国家严厉打击教育乱收费现象，但教育乱收费仍然屡禁不止，难以根治，其中原因之一竟是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在教育乱收费中，来钱最快最多的是择校费。为了上好学校，家长可以不惜代价。在家长心目中好学校的标准就是考试成绩好，升学率高的学校。于是，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学校争相强化应试教育，提高高考、中考成绩，并不遗余力地以此为重点宣传自己的办学成果，以吸引更多的择校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加剧应试教育竞争、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另一个原因。

五、学历至上的社会人才观根深蒂固

中国早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即使社会发展到今天，“只有读书才是成功的唯一出路”的说法仍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高学历，高文凭成为受人尊重，谋求好职业的本钱。在职场上，用人单位也逐年抬高门槛，非本科学历、甚至非研究生学历不要。不论你实际能力有多强，学历不够甚至连参加面试的机会都没有。社会和行政主管部门，在评价相关单位的各项指标中，人员学历结构往往也是重要指标之一。各单位在宣传自身实力时，往往也以拥有博士生多少人，研究生比例占多少等作为炫耀的资本。盲目的学历崇拜，一方面导致高等教育膨胀过快，教育质量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文凭含金量下降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基础教育“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局面。上大学、上好大学成了每位学子共同的目标。而专科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发展虽然呼吁了多年，但仍饱受歧视，发展缓慢。反映在人才市场上，人才结构失衡日益严重，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已持续多年，不见改观。而技工人才难觅，企业用工荒问题也逐年显现。

试想，比尔·盖茨、乔布斯、以及卡梅隆等天才，要是生活在中国，大学辍学的他们是否会因为缺少文凭而失去展示才华的机会，影响他们事业的成功？笔者想，要是生活在中国，他们或许连辍学的勇气都没有。

可以看出，这种文凭至上的人才观在我国根深蒂固，它不仅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还加剧了应试竞争的激烈程度，成为基础教育“减负”的一大障碍。在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政府宣传部门应该控制舆论导向，淡化文凭价值，树立行业典型，鼓励自主创业，逐步改变社会人才观。当然这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

六、以分数为指标的评价体系禁而不止

针对屡禁不止的升学指标摊派现象，以及以分数高低评价学校办学水平的现象，许多省份出台文件，要求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下达高考、中考升学指标，不得以高考、中考升学率或考试成绩为标准对教师和学生进行排名和奖惩。一些省份还取消公布各地市、学校的高考平均分和升学率，要求媒体不要炒作所谓的高考状元。但问题是，这些举措并没能有效阻止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想方设法收集各种数据，并以此评价学校的兴趣。高考、中考成绩可以通过内部渠道获得，若实在无法获得，则将质检、统考成绩作为地区或学校排队的指标。成绩好的学校和地区用这些数据大肆宣传，展示办学成果和政绩，成绩落后的地区和学校则受到批评，倍感压力。高考状元的炒作更是年复一年，重复上演。

这种有悖素质教育理念的评价体系为何屡禁不止？原因有三，一是再没有比用分数更直观、更简单的学校评价指标了，其他的评价指标大多是软性的，不易量化；二是政府部门的一些主要领导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和人才观，无视相关的禁令；三是媒体和一些学校（特别是高升学率学校）大肆宣传，误导社会的理性判断。

在这种评价体系的重压下，学校如何敢轻易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放手大胆地实施素质教育？这也是为什么在大多数学校，“素质教育只是轰轰烈烈的口号，应试教育才是扎扎实实的行动”的原因。

笔者认为，教育部门在培训教师的同时，更应加强对相关领导的培训和教育，更新他们的教育观念，强化他们的社会教育责任，用更加科学、公正、全面的指标来衡量学校的办学质量。同时建议实行高考报名社会化，并借鉴一些国外的经验，例如分科、多次报考的办法。这些举措可以使学校与学校之间不易进行高考分数的统计和评比，从而减轻校长和教师的压力。此外，还要明令禁止各校以高考、中考平均分，升学率，高、中考状元，进入名校的学生数等指标进行自我宣传。各级行政部门也有责任协调新闻媒体淡化对高考的炒作。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不科学、不合理、不公正的教育评价方式。

诚然，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学校和教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也呼吁教育督导部门要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纳入督导内容，对违规补课，大量征订教辅读物，挤占体育、艺术、综合实践等课程时间，一切为应试教育服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教学管理行为实行一票否决制，坚决予以遏止。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从源头上看，造成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这是综合性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仅靠教育系统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协调配合、综合治理才行。